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法学家没有直面法律解释规则的冲突，而是重新返回到了原点——在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等宏观理论上重新开启了研究。

对应于传统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法，向群体性的安全利益倾斜的折中方案会在一定意义上违背刑法责任主义的原则要求，将大多数事实上不具有形式违法性认识的情况纳入刑罚处罚范围。在当今德国，对公共利益最有影响的解释理论是量广、质高理论，(48)其中所采用的公益与私权平衡之道也正是最大限度地保障私权。

由此可知，所谓公共利益无非是源自于私(权)益并旨在更好地实现私益的观念性存在物。认为可以借助上述两种原则解决违法性认识存在与否的判断问题的主张，实际上都把违法性认识存在与否当成是纯粹的客观事实，然而违法性认识存在与否很难实在化为纯粹的客观问题。德国刑法第17条规定：行为人于行为之际，欠缺违法行为之认识，且此认识错误系不可避免者，其行为无责任。这一现实因素的存在，使得我们在违法性认识欠缺是否应当阻却刑事责任的问题上必须首先考虑对人们安全利益的保障，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知法律不受刑罚处罚的权利则会在适度的范围内被克减。如日本刑法第83条第3款规定：不得因不知法律而认为没有犯罪的故意，但根据情节可以减轻刑罚。

如在借鉴德国学界的上述立场基础上，我国有学者论证指出，违法性认识不要求具有具体性，而只需具备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即为已足。(51)尽管看起来很具吸引力，但是如果问题思考方式不能实现真正的转变，这样的观点似乎注定不能获得充分接受。二、多元一体的法治共和国 （一）国家法中心主义对中国法治实践的影响 晚清以来，中国法治进程一直受到西方法治模式的极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仅是分散的社会利益的总代表，而且是社会道德、政治信仰乃至于人类终极使命的代表。因此，国家宪法的权威地位特别需要由党章的权威地位来保障。正是宪法作为法律追求稳定不变，而党章作为党的行动纲领时刻准备因势而变，党章与宪法之间就形成了现在与未来、不变与变化之间的辩证法。这里的法就包括党章及其背后的新天道。

这就意味着《决定》试图坚持法律多元主义法治观，在法律规范体系、法律实施主体、法律实施环节和法律文化传统等方面，建构多元主义的法治格局。这种宪政体制强化了国家法律机器，实际上遏制了政党的发展，使得政党沦为简单的选举机器，其主要工作就是筹集资金、舆论宣传和群众动员，最终要服务于选举。

党只有严格遵守党章的规定，承担起党章赋予的使命，真正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才能真正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才能真正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才具有执政的正当性。党国互动的宪政体制无疑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但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大体制度格局基本定型。一方面党始终扎根社会领域，但不同于党国分离的宪政体制，党扎根社会不是基于选举利益的需要，仅仅考虑社会当下民意或者暂时利益需求，而是要求代表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及其长远诉求和整体诉求。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决定》全文，这个多元主义的法律规范体系会更为复杂，其中不仅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而且包括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礼序家规之类的社会性规范，不仅包括各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道德规范构成的非正式法，而且包括路线、方针和政策。

在党的政策规范体系中，政策之上有重大政策，重大政策之上又有更高的方针，而方针之上还有更高的路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调整带动的党章修改，不仅伴随着对宪法序言及宪法总纲内容的修改，也同样伴随着在国家宪法之下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和法律修改运动。其二就是对法作广义理解的法律多元主义的法治观，包括古典的法治观和后现代的法治观。苏联党国整合体制源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

这就意味着需要按照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按照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精神，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逻辑，着眼于顶层设计，思考如何建立专门运用党章和宪法这两个根本法来处理党和国家关系的制度和运作机制，这无疑是当前完善党国宪政体制的迫切任务。党虽然领导国家，并且与国家整合在一起，但并不像苏联党国整合模式那样完全整合在国家机器中，甚至借助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来渗透到社会之中。

正因为如此，现代政党越来越多借助操纵传媒来实现动员，而并不会真正深入到社会中，也不承担选举之外的任何社会职能，从而无法真正代表社会利益、选民利益，甚至从根本上远离社会。但从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之后，通过延安整风，在思想上、组织上对自身进行了系统改造，中国共产党由此走向了与苏联共产党非常不同的道路，从立足少数大城市的政党变成真正扎根于中国广大农村社会的政党。

无论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构成的规范体系，还是党内的其他法规体系，其最终规范性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而国家法体系的效力来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此，我们可以说党大，而不是法大，依法治国绝不能排除党的领导。因此，正是在总结中国宪政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党明确提出了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宪法和法律恰恰是保证党始终代表人民利益，从而在理想与现实、未来的人民与现在的人民之间达成妥协的重要机制。在西方历史上，有自然法、宗教法、成文法、普通法、判例法、衡平法和习惯法等。无论政协章程中规定的政治协商制度，还是成文宪法中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论香港、澳门基本法，还是未来实现台湾统一的宪制安排，无论三位一体、代际更替的领导体制，还是两个积极性的学说，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中针对不同问题采取的不同规范方式，这一切都围绕《中国共产党章程》展开，围绕党章确立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高级规范展开。法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

因此，政治权力或主权就高于法律，也大于法律。一、问题的提出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依宪治国的主张。

党需要在国家中统治，但党的生命不在国家机器之中，不在僵化的官僚利益集团之中。即使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也没有权力通过立法或修法来变更党中央制定的重大政策，党中央在宪法体制上高于全国人大。

然而，现代法治的引入非但没有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法律的权威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反而使中国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动荡局面。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批判，加之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特别是风险社会的来临，迫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关注社会公共福利，承担公共治理的职能。

党要扎根于社会，但不能借助社会的力量来摧毁国家法律机器。因此，不同于苏联模式中党相对远离基层社会而与国家机器高度整合，中国共产党对广大社会的统治通过党扎根基层社会，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机制来实现，而对自上而下的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和压迫性始终保持警惕，从而使得党与国家之间始终保持着适度的距离。党要整合在国家之中，但又要始终防止蜕变为官僚特权集团而压迫社会。马克思主义对之进行了最为彻底的批判，一方面揭示出资本主义法权以表面上的形式平等掩盖了法律背后阶级利益的实质不平等。

规范执政党和党员的党内法体系。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入到中国宪制秩序形成的具体历史中探求答案。

然而，苏共二十大以来，赫鲁晓夫对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根本改造，将苏联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而且将共产党蜕变为社会民主党。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中形成的党国宪政体制固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也不同于党国整合的苏联模式，相反，中国的党国宪政体制始终立足中国文化传统和本土经验，始终将苏联模式作为批判的对象，从而在实际中试图在两种党国宪政体制之间尝试走出第三条道路。

这样的长远目标显然无法写在国家宪法之中，因为从党的最高理想看，国家和宪法都是历史性的临时存在。（二）中国党国宪制的早期探索：超越两种模式 晚清以来，中国宪政制度开始面对如何按照西方现代国家的组织原则来重建国家的重大政治问题。

如果说中国宪法的灵魂就是宪法序言中已经充分表达的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政治原则，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党如何领导国家、如何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党对宪法和法律的态度和立场等，所有这些内容都不是宪法所能够规定的，而这些内容都是由党章规定的。总之，《决定》至少明确提供了四种法律规范体系：规范整个国家发展方向和目标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国家法只是法的类型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号文件对于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发挥的规范性作用远远超过了宪法发挥的作用。

严格说来，19世纪以来的全球宪政大体上都属于党国宪政体制，因为无政党无以组织国家，国家必须通过政党来组织和运转。相反，党始终保持独立于国家的权威。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党国体制的发展演变先后两次对苏联模式进行了有意识的批判和背离。再加上理性主义通过启蒙运动取得了意识形态的胜利，由此导致科学观念的盛行，而在多元主义法律领域中唯有国家法才可以根据科学理念进行立法活动。

但党章中又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意味着要将党的日常权力关在宪法和法律的笼子里，从而为党的行动以及党在运动中推动的政策变化提供了法律上的约束和反思机制，使党推动的变化能够稳定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渠道上，防止党着眼于未来理想而推动的变化因为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最终脱离了实际，违背了当下人民的现实利益和意志。由于我们国家的法律甚至包括宪法都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而且党制宪、修宪所遵循的重要依据就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更高级的规范。